我觉得我这个申花条线记者快做不下去了。

    我一个同事拿着一份专业体育报问我：“熊飞是谁？”我摇摇头。“冯仁亮是谁？”我还是摇摇头。“宋博轩呢？”……摇头的确是消耗力气的生活，也是遵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规律，所以这次他已经看不出我摇头的幅度了，但是他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很害怕他把这个玩笑一般的三问告诉领导，这样我很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不过这只是我想的太多了，他们把我包庇得很深。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这缺德的拿着另一份报纸来问我：“恩朗是谁？”我摇摇头。“巴特雷斯是谁？”我还是摇摇头。“那么杜维尔呢？”……我累了，只好对他摇起了屁股。我恍惚之间感觉自己回到了十年前，自己正在背诵一些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名人，有一位善用酷刑的罗伯斯庇尔，老是喜欢用铡刀对付自己的政敌，最后自己也被铡掉了。想到这里，也豁出去了，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那么你知道些什么？”

    于是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申花俱乐部球队的那么些名字稀里哗啦地倒出来，我的这个同事则再把这些名字贴上标签。“这个是绿城的，这个也是绿城，这个说不定也会去绿城……”他很严肃地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想着还乡了？”

    他的这句话提醒了我，前两天有个新进报社的同事见到我叫我“大叔”，着实吓了我一跳，让我意识到自己毕竟也是奔向twenty-ten的年龄了，似乎也到了还乡的一个节点。过年的时候，我看那么多网站上都内涵地表示“今天的大街多清静啊，如果年初七永远不要来多好”。但是如果“年初七”真的不来了，对于申花的影响就一塌糊涂了，至少那么些年轻的应该叫我“大叔”的名字，和那些类似法国大革命中的拗口名字就无法报道了，没人还踢个球啊！另一方面，其实对我影响不大，我的一个同姓师兄一直建议我留在杭州，他的理由是——“绿城的教练是你的朋友，绿城的A是你兄弟，绿城的B也是你兄弟，你还搞不定这个队？”我想了想，不无道理，几年的累积居然要在外面收获，想想倒也蛮可悲的。

    不过，多少我还是对这儿有所感情的，所以年初八我还是回来了，要硬着头皮来面对那些生僻的名字和面孔。我和这个同事说，我年纪大了，为了业务还是去和这些小鬼打交道；但如果真的没劲，那就开个栏口，叫做“遗失的部落”。我想，要看的恐怕不会仅仅是一小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