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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名宿如今成申花新闻官 身兼多职还解说世界杯

  “你看这些点点点哦。”在东方体育大厦16楼上海市足协的小会议室里,浦玮打开自己的手机日历,“因为记性不太好,我习惯先在手机里面把日程全部排好,日期下面有点的这些就是有事。”灰点子排得密密麻麻,她说自己真的是忙,但同时也确信,“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年9月入职足协以来,她先被调至技术部担任上海市U11精英队主教练。前一阵,她成为中超上海赛区申花主场的新闻官。“我现在身上兼着好几个角色,对于每个角色都有激情。我觉得,虽然忙,但是自己真的活得好开心啊!”

  她的鞋子真漂亮

  她随便套了一条运动短裤,披一件运动夹克,都是足协下发的随常装备。唯独脚上一双乐福鞋,闪亮亮有些惹眼。

  浦玮喜欢鞋子,各种各样的鞋子。她人生中第一次挣钱,是在青年队的时候被租借给浙江打全运会预赛,顺便代表他们参加了田径比赛。拿到一块金牌,领了250元奖金。“马上冲到南京路上的ELLE店里,买了一双鞋送给自己。两百多块,那时候老贵的!”

  她时常喜欢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买的新鞋。有朋友去国外,她会让他们代购当下时兴的鞋子。

  传奇体操选手科马内奇曾经告诉我们,对一个女人最高的夸奖就是赞美她的鞋子真漂亮。鞋子对于新时代的女性而言很重要,因为她们经常一个人走很多路,去很多的地方。这个世界上的路不是很容易走的,一定需要好的鞋子,很多很多好的鞋子,让每一次前行的道路少一些阻滞和绊蒜。夸奖一个女人的鞋子漂亮,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她独立精神的认可,那就和夸她活得漂亮一样。

  两个月前,浦玮在行李箱里塞进三双鞋,奔赴了法国。作为体育频道的嘉宾解说,她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从北到南,她所踏足的每一处世界杯赛场看台上都会响起《l‘Hymne des Femmes》(妇女赞歌)的歌声:“我们的时代来到了,认识我们的力量……”

  正如20年前世界杯夺冠后查斯泰恩的惊天一脱象征了20世纪末女性身体的解放;20年后,拉皮诺埃和她的队友们怼足协怼总统,则打上了属于这个时代女性的鲜明烙印。“每个年代所塑造的人的整体格局是不一样的。”浦玮感叹。她想到中国女足,为她们感到遗憾。“这批小孩里面一半以上都和我做过队友,其实是挺有个性的一批球员,但这次比赛, 她们的能力和个性都没有释放出来。

  浦玮自认为做球员的时候,她是向来不惮于表达自我的。“我曾经三进三出国家队,为什么呢?因为看到球队当时存在的问题,自身又没有办法去改变,那留下来就等于是违背自己初心去做事,肯定不快乐,也做不好。既然过程和结果都已经注定了,那我索性不去做不是更好吗?”

  但迫于阻力,当然也因为不舍,她又总是一次次回归。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她身上有觉醒的精神,但是又不够彻底,还是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她记得自己是三进三出,但是又有媒体数出来,其实是六进六出。记忆早已模糊了,在那些频繁更迭的主帅名字之外,能被记住的也只是稀稀落落几抹印象了。

  头一回发生在2003年年底,一次短暂的出走。“上海队在义乌打联赛,当时是签了一个长约,每年的联赛放在那里踢。我们冠亚军赛打完,马上就被拉去开会。那时领导班子和教练班子都进行了轮换,足协副主席薛立和新任主帅张海涛都在,在现场召集了入选国家队名单的队员去开会。我就觉得哎呀,这里比赛刚结束,那边又开会,压力大得我一下子要炸了。好不容易上海队的比赛结束了,还没有释放比赛压力的时间和通道,我马上又要面对来自国家队的压力。”

  会议后的一两天内国家队就要集中,“我承受不住,不是说对换领导换教练有想法,第一反应就是压力太大了。还是想给自己缓和一下,缓了两个星期,中间去了趟广州。她们在广州集训,和薛立还有主教练进行沟通。沟通完又回来,再调整了一周,想清楚了决定还是要回去。”

  她有时回望自己近20年的球员生涯,觉得如果画成一条曲线图会很有意思。“起点就落在最高的位置,这是1999年世界杯之后。然后一路下滑,下滑。直到最后一次回国家队之后,到我退役的这段时间,这根线又上去了一点点。因为想法变了,不再拿成绩要求自己了。而且教练没有那么快轮转了,相对来说稳定一点。退役之后,这条线就一直平了。”

  没脸再站在球场上了

  “我是2014年退役的,当时其实不是身体原因,我完全还能再踢的。”

  就是觉得心冷了。

  “2012年我最后一次回国家队,当时是郝导(郝伟)带。这次去了以后想法变了,真的就是想帮助这批小孩,带领她们少走一点弯路,从我身上去学习更多的东西。这样就算有一天我彻底离开了,也算给球队留一下一些有益的精神财富。”

  但这个过程里发生了一桩事,让浦玮很觉幻灭。

  “2013年10月份去澳大利亚出访比赛,那时候郝导正好有个学习班就没去,助理教练去了。在两个星期里让我看到队伍很大的问题,队员的问题。我觉得这队伍已经不像队伍了,怎么主教练不在的时候小朋友对训练、对比赛是这样的态度。 你踢球不是为了主教练或者其他人去踢的,而是为了自己呀。

  女足输给澳大利亚以后,她觉得对手在嘲笑自己。“我在球场上头都抬不起来,其他队友可能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之前和澳大利亚也踢过,交锋次数肯定比她们多。就感觉对手在嘲笑我们,很多必进的球不进,她们觉得没什么,但对手很惊讶。我没这个脸面再站在球场上了。”

  她就这样告别了,再也没有下一期的集训了。“教练组也比较年轻,可能没什么经验,也没有和我做进一步的交流。所以就这样,退役了。其实还可以再延续的,包括再踢一届世界杯。”

  那年2月初,中国足协给她办了退役仪式。她觉得,这是对自己和对女足的认可。“足协之前从来没有办过这样一个正式的退役仪式。我那时候还在美国,就回来了。那天正好是女足和朝鲜队的比赛,我办完仪式下场前跟所有队员打了招呼,有一种不太敢正面看她们的感觉……”

  浦玮在退役仪式上发言

  在国家队几进几出之间,她与这个此前没有机会接触的社会发生了联系。“认识很多人,和足球无关的人,但都会关注女足。球队成绩虽然一落千丈,但他们对我本人、对中国女足的态度却是包容和尊重。我自己的心态也在这中间发生了变化,把很多东西看淡了,心渐渐平了。以前我习惯拿成绩给自己压力,中国女足为啥一下子成绩那么差,是不是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好?我把很多责任强加于自己身上,包袱太重了。但是到了最后,我只是单纯想给小朋友更多的东西,为她们创造更多人生的财富。”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澳大利亚的那一次经历,足以让她彻底心灰意冷。在离开国家队的前一年,她曾和相关领导进行过沟通,希望为大家争取更多福利待遇。

  “国家队当时也打算参考美国女足福利的标准,国家队队员分主力、替补、超级替补三个层面做薪资分配。但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落实。到后来领导还拿这个和我说事儿,我就说,‘我回国家队一年多了,听你们说了很多,但一切还是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那就把这个福利留给妹妹们吧。’”

  脱离了体制的人

  浦玮退役之后进行买断,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她是脱离了体制的人。

  “运动员退下来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安置问题,体育局会给他们安排工作。以上海为例,朱主席(朱广沪)来了以后提倡,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但以前没有这个,所以导致很多人才就流散了,因为退役下来好多运动员,但体育局和足协毕竟岗位有限,没有这样一个编制给你,那就只能安排到社会的岗位上,从事和体育完全无关的工作。”

  浦玮做运动员的时候目睹体制内很多问题,“毕竟自己在里面呆了那么久,还是想接触社会,学习点新的,也多接触点人。当年像我这种买断的情况还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呆在运动队,和外界接触得少,你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胜任社会上很多工作,你也不知道哪里有平台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只能接受安置。”

  当解说也是浦玮退役后的一份工作

  她很愿意尝试。“我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退过一次,退了两年半,马导(马良行)接手后,我在2010年底回到上海队。”她在这两年半里开了两间美甲店,因为回去踢球,都关了。“损失肯定有,但没想这些东西。就觉得,情怀嘛。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在团队需要的时候,应该站出来,尽自己一份力,所以很果断地答应了马指。”

  此后她经营红酒生意,也和朋友一起开足球餐吧。“不要考虑太多结果,因为人总是在历练中成长的。先把人做好了,再去做别的事。大家来买我的红酒,除了酒本身的品质,也是因为对我人品的认可。因为这个市场这么大,可以选择的那么多。所以我做这些事,都是水到渠成,而不会给自己设定太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一个月必须卖多少瓶酒这种。”

  同工同酬是不可能的

  但她一直没有完全脱离足球。

  “去年参加足协的一个活动,碰到了朱主席,他表达了让我来工作的意向。我完全没有犹豫,一下子就答应了。我就是觉得,能围绕足球做事还是很快乐的,专业的人在一起做专业的事多好啊。”浦玮甚至没有提起薪资问题,“我好像从来都不太在乎收入这种东西,我当年踢球的时候大家都说女足收入低。我觉得,再少也有二十多万年薪,那比普通人还是要多一点。”

  1999年世界杯获得亚军后,浦玮在下一年用自己拿到的奖金买了第一套房,“首期付了30万左右,后续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就把贷款还掉了。说明那时候一个月赚个一、两万其实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她是中国女足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这几年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外省市有些球队,明星球员也能赚到一百来万了。”

  7月7日晚,在里昂Groupama球场看台解说席上,浦玮听着全场球迷在美国队夺冠后高呼“Equal Pay”(男女同工同酬),以此声援此前起诉美国足协性别歧视的美国女足。“同工同酬是不可能的,”她果断摇头,“但我回来以后解说女超比赛的时候也说,外界现在对女足支持力度很大,她们的收入待遇提高得也快,所以女足未来发展是可期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提高自身能力。你有本事,才有资格去谈判,去说服任何人。”

  国家队的水平和联赛息息相关,“所以,还是首先要把整个联赛水平提高。我现在带了青训才有感觉,我们要改变更多的是什么?青训教练的能力。这很重要,这是球员打基础的时候,但青训教练的待遇太低了,因此招揽不到优秀的人才。”职业球员退役后,往往倾向于挤破头留在中超或者中甲甚至中乙担任助教—— 收入决定现状。“这是体制要改变的,把这当中的平衡调节好。”

  浦玮既然做了青训,难免要被频繁地问到一句,“看得到充满希望的未来吗?关于青训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吗?”浦玮对此的回答是很直接的,不企图掩饰什么的。她讲,“ 目前来说,还是看不到。包括这些外教过来,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现在做了青训之后就觉得,虽然我和自己身边的人在努力去改变,但个人改变不了什么。比如我这里的小孩,几周不见,教他们的很多东西就都忘了。在我们这里,除了我还有虞伟亮、刘军和李晓,都是昔日很优秀的球员,现在扎根青训。但是放眼全国的整个青训系统,像我们这样的很少很少。上海足协有这个眼光和人脉,但这只是个例。其他的地方足协,可能他们缺乏这个眼光,也可能他们有眼光,但缺乏人脉。确实,现阶段我没有看到什么改变,问题还很多。”

  最早到场最晚离场

  去年9月入职以后,她就被调去技术部担任U11主帅。今年世界杯后,她又有了新身份,成为中超申花主场的新闻官

  “其实之前沟通的时候足协就有这个意向,想让我承担新闻官这个角色。类似上海足协的一个窗口,对外展示形象。她为此在今年年初去苏州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因为走上这个岗位是“需要考证的”。

  “其实不仅仅是主持赛前赛后几场发布会而已,有很多繁琐的工作要去完成。我们学习的时候PPT上就写得很清楚:新闻官应该是比赛日最早到场,最晚离场的人。你一般要提前两个多小时到场,比赛结束以后还要交一份针对这场比赛的报告,忙完总要晚上11点左右了。而且,比赛前三天就要开始准备,对接客队出发、到达和训练的时间,以及酒店信息。对接完了之后要制作流程表,通知到媒体。”

  等到开学季,她的日程又会更加紧凑一些,因为涉及到U11队的训练时间。“这段时间是暑假,训练时间相对自由一点。等到开学以后,碰到申花的主场比赛,确实会麻烦一点。一周三堂训练课,为了保持一个延续性,我是希望隔天训练,那就要按照赛程去调整。”

  她成为新闻官后,有朋友开玩笑揶揄她,说其实新闻官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嘛,这么起劲干嘛。她说,自己就是那种对任何决定做的事情都抱着百分百激情投入的人。此外,她还在学习更高级别的教练证。“领导在这方面对我有要求,希望我未来可以担负起更高级别球队的主教练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做完这次采访的第二天,浦玮就要参加一档体育节目的录制。她拿一支笔抵住下巴轻敲纸面,纸上列了几个问题。

  “这里问的是:童年的梦想是什么?”她认真想了想,“希望每天能在球场上得到更多的快乐,多赢球,就这么简单啊!”至于到了现在,如果还有什么可以被称得上梦想的话,她希望等将来有了小孩,可以让他们延续传承自己身体里的足球血液。

  她生命里的那根曲线,很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平行。下一个高点会在哪里?她没有迟疑,“等到中国女足真正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主教练的时候,一切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到这个时候吧。”

  在心里,她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中国女足的一员,她们的起起落落依然牵绊着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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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新闻晨报体育 作者:沈坤彧 责任编辑: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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